1958年，工人们在十三陵水库安装坝顶马路的路灯。 

　　夜幕降临，灯火辉煌，今天北京城的夜景常令网友大呼“美翻了”。这座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城市，曾有这样一段记忆：昏黄的路灯下，孩子们跳皮筋、扇洋画，下象棋的老人因看不清，需要把棋子拿到眼前仔细端详……

　　早年路灯像“香火头儿” 

　　新中国成立前，北京只有1.4万盏路灯，很多地方夜里都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常有人掉进臭水沟去，就是东单闹市，夜里也是黑暗世界。那时候，北京电压不足，像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倒是有路灯，可灯光却像个香火头儿，行人看不清路，往往踩一脚马粪回去。（1965年10月1日《北京日报》7版，《长安大道灯如昼》）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市民要求安装路灯、及时修理路灯的呼声越来越高，《北京日报》就经常收到读者来信。1953年，《北京日报》将读者晓谷“反映东单二条路灯坏了”的来信转交至当时的电业局，很快，东单二条的路灯便修好了。当年，电业局还对另一位读者反映的“在官马司增设路灯”的建议进行了调查，最终，为那一路段增设了三盏路灯，住户们非常满意。（1953年4月7日《北京日报》2版，《本市电业局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受到读者称赞》）

　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北京城市照明有了很大发展，到1966年，全市路灯达到4.3万盏。进入上世纪80年代，伴随着首都电力供应调整，北京增加了对人民生活和农业的供电比重，城市照明重新起步，并逐渐驶入快行道。城区胡同小巷的路灯，原来都是40瓦或60瓦的白炽灯，到1980年上半年，原内城及外城范围内，东城区、西城区、原崇文区管界内已全部更换为80瓦高压水银荧光灯，亮度增加了5至7倍。而城近郊干道的路灯，原来使用的是高压水银荧光灯。到1980年5月底，北京三环路以里的干道，70%以上已经换成高压钠灯，亮度比原来提高3.5倍至7.5倍，首都机场公路全部换成400瓦高压钠灯，亮度提高了2.5倍。（1980年7月7日《北京日报》1版，《本市路灯照明近两年有较大改善》）

　　在很多上岁数人的心中，儿时女孩子们在路灯下玩跳房子、跳皮筋，男孩子们在路灯下玩弹玻璃球、扇洋画或三角（用香烟盒叠成的）是一种美好的记忆。那时候，路灯瓦数不大，在下面看灯光甚至是昏黄的，可是这种光照却不妨碍孩子们玩捉迷藏。大人们也喜欢到路灯底下乘凉、下象棋，因光线太暗，年纪大的人看不清棋时还要把棋子拿到眼前去看……（2000年6月23日《北京日报》12版，《胡同路灯下》）

　　难修理的“房上灯” 

　　路灯是一种重要的市政设施，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指路牌，社会特别关注。

　　1986年6月8日，《北京日报》2版刊发读者来信《私人盖房圈电闸路灯坏了无法修》，反映原崇文区营房中街以西很大一片路灯及厕所的照明灯不亮。原来，该地区法华寺街17号住户盖房时，将一根备有刀闸的电线杆圈入自家院里，该户人家又经常锁门，刀闸无法检修，导致路灯故障无法排除。

　　此后一段时间，这种情况越发严重。《北京日报》2000年7月25日7版《路灯麻烦事多》一文这样写道：一些居民房把电线杆围在当中，形成了京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——“房上灯”。截至2000年，北京市的“房上灯”将近700个，一旦损坏，维修特别困难。而随着电话、电视的发展，京城不少胡同里的路灯被缠上了密密麻麻的电线，指路牌，远远看去如同蜘蛛网一般。由于白天没电，工人们只能在夜间修理，但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电线，常常让人无从下手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机动车数量增长，汽车撞灯杆事故频发，也影响了居民用电。据《北京日报》1995年4月7日1版消息《京顺路数百灯杆仅存一尊“元老”》记载，当时京顺路三元桥至花梨坎这段16公里长的路共栽埋灯杆380余根，只有北皋附近的一根灯杆有幸没被撞过，这段路的灯杆维修量已占当时全市维修量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实际上，仅1995年的头四个月，全市市区、近郊区就发生了58起汽车撞坏电线杆、路灯杆事故。当年2月4日，一辆运输卡车撞坏了南磨房地区两根电线杆和架在杆上的变压器，使该地区停电24小时，供电设施损失7万多元。当年3月9日，岳各庄路口发生同样事故，在5个小时内，近百家单位和上千户居民不能用电。

　　开灯照路又照景 

　　1997年，北京市开始实施道路照明改造工程，让北京亮起来。